或许，神宗也一直觉得自己在“让步”，而官员们却感受不到吧。毕竟他是皇帝，很多事情都没得选，同时也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投入，而他却自己退缩成了一个富家翁。明朝皇帝不专心理政的人很多，宪宗画画，世宗玄修，穆宗委政阁臣尽情玩乐……，武宗则遍游南北，神宗……好像除了看书都没做成别的事。

要说他真想立福王，还是有些阴谋诡计可以搞搞的，但是他没有。让一个卖柴的拿着木棒进宫刺杀太子这种阴谋……恐怕只有炒作者才会去“相信”。其它的事情也是一样。想任用的官员要辞职他就不准，真走人了也不爱补任。帝王“随心所欲”画面的背后，必然是帝王心术的小心运用。

世宗为了议礼、揽权费尽心机，扶植亲信、政治清洗、梃杖、大案等等手段无所不用。神宗却只是在幼稚的拖延、抵赖。设矿、税监算是神宗比较花心思推行的一个制度，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，不得不说并不合理。当年张居正做翰林的时候，也没有机会去外面考察，但他每见到一个从外地回来的官员，都会拿出酒菜，仔细询问外面的事情。

显皇帝也并不是一个毫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，但即使以明朝中后期的标准来说，也没有真正尽到一个皇帝的职责，天顺朝的英宗、宪宗和刘瑾死后的武宗，甚至穆宗，都要好一些。至少他们在位的时候国家政务处理是比较流畅的，就算是废话也会回个邮件，“嗯”“好”“知道了”，没有变成大臣失望、小臣跃跃欲试刷声望的地步。（其实武宗也经常“不报”，但他是个坚决的行动者）

对于万历皇帝而言，功是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盛世，且有万历三大征，好歹也算是都得到了差强人意的结果，过则是以消弭新政、不计后果怠政、坐观朝争助长党争之风、万历矿税之弊不但在后期使得全国矿地所在民不聊生，杀官造反之势渐起，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天启朝的阉党祸乱。总体而言，是过略大于功，但不能否认其治国的才干与早期的成绩。